她每次回國探親，必去探望她，送些禮物表示心意。她的兒子彬彬結婚，我也贈了禮物。大明兒為她的大外孫介紹了他們認為很滿意的工作（汽車駕駛員）。不幸餘阿姨已於1991年秋末去世，哀矣！
當餘阿姨去世時，她的女兒們來報信，我當即幫助二百元安葬費用，次年清明節出資請其女兒代買鮮花為餘阿姨祭墳。
李承清是浙江寧波人，生長在上海，是我兒媳杭貫嘉在上海同濟大學的同學，因小時候比較胖，大家叫她「胖胖」，日後便成了她的代名字了。文革期間她任中央民族學院生化系化學教研室主任。李承清為人善良、正直，待人熱情誠懇，聰明勤學，明事理、重情義，工作認真負責，做事絕不苟且的一個女性。我和孩子們都很喜愛她、尊重她，她亦很瞭解我們，高興與我家交往，對我特別尊重。1967年5月，杭貫嘉與我兒大明結婚後，她經常來探望我，日久如家人。
1967年10月，我被政協紅衛兵抓走時，她正住宿我家，因此，她也難免遭受一場災難。
1972年10月，李承清聞我釋放回家，高興得不敢相信，即時來家看我，久別重逢彼此雙手緊握，她激動地對我說：「董媽媽呀！您老人家真的回來了，我還以為再也見不著您了呢？您老人家臉色蒼白，消瘦得皮包骨頭，同以前相比儼然兩人了！」
她淚汪汪地環顧四周，見空蕩蕩的客廳，便嘆口氣說：「這客廳過去是那麼雅緻、溫暖，富有藝術感，如今卻是空蕩淒涼。原先北牆上掛有周總理和您握手的大照片不見了，郭（沫若）老親筆書寫的沁園春詞也不見了，張大千、齊白石的畫也不知去向。」那天晚上就我們倆在一張長餐桌上吃晚飯，她朝南坐，我朝北坐，我們倆邊吃邊談。我說：「胖胖，聽說你為我也受了牽連。」說至此，她帶著不悅的神色，斷斷續續地講述了她的如下一段經歷。「伯母被掀後，因我與您家的關係，也被單位軍宣隊隔離審查半年，對我進行了逼、供、信，迫我交待如何參與伯母的反革命活動，並勒令我按一個王某某[注]揭發伯母是大特務、老反革命的誣陷材料為依據，並出示王某某的誣告材料，也要寫一份同樣材料作旁證。我怎麼能按她瞎說的材料照抄一份呢？於是威脅我說：『現在還是陽春三月，你說了還不算晚；到了寒冬臘月可容不得你說啦！』」李承清又說：「更有甚者，是在一次批判我的大會上，竟有人要我老實交待與王任重吃吃喝喝的黑關係。想透過我與玉任重聯絡起來構成一條黑線。一時之際，我愕然；怎麼也想不到會蹦出個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來。在百思不解中，我突然想起了，於是我說：『想起了，想起了。』主席臺上頓時如獲珍寶似的滿面笑容。我說：『董竹君的兒子叫大明，他有個同學是上海人，常去他們家吃飯、聊天，我也在；叫王仁中大家叫他小王。我和他就這樣認識的，別無其他往來。』於是一場嚴肅的批判大會，主審員滿以為可以釣出一條大魚，現在大家面面相覷。」自此之後，叫她幹最重最累的活，進行「勞動改造」，她因此得了腰肌勞損病，至今經常腰痠，不能幹彎腰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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