嚷：「六兒（國琇）、七兒（國瑛），你們誰拿了我的信？」接連著一大串罵人的話，孩子們嚇得躲在亭子間裡，不敢出聲。我在三樓怕孩子捱打，應聲說：
「那封信我拿了，別怪他們。」於是他直奔上樓，邊跑邊說：「你好大膽，偷了我的信，還敢講是你拿的！」接著就亂罵了一陣。這時候，我正在整理衣箱，國瑛女嚇得躲在屋角落裡。他一進門我就回答他：「你最好看看信封上是誰的名字，就可以證明是誰偷了誰的。」我話未說完，他就厲聲說：「什麼？」沖了過來，抬起腳上鋥亮的黃色長統馬靴，一腳向我胸前狠狠踢過來。我倒在地上，只覺得一陣劇痛，頭腦發昏，知道敵不過他，立刻忍痛爬起來，轉身往樓下跑。他接著把衣箱拿起，從樓梯口向我頭上擲來。見箱子打不中，他就從樓梯追下。我直奔廚房後門，他追到廚房裡拿起菜刀，我在一剎那間無可奈何，直跑到弄堂裡去。他又追來。幸好這時候他侄子夏廼庚、夏大猷回來，迎面把他攔住，勸了回去。
再不回頭我乘車到五馬路張寶記電料行表兄張燮榮家。孩子們來看我，見我被踢得青一塊紫一塊的，都哭了。住了兩個禮拜，一直到他打電報請北京乾親陳可達來上海再三勸我回家時，我才回去的。經過這場風波，我堅決要和他離婚了。多年來積壓在心中的怨憤再也不能容忍了。想到他與我在共同的日常生活裡，絲毫沒有溫暖，體貼和共同的語言；想到他的思想、人生觀與時代背道而馳，並且變得越來越暴戾、囂張。我越忍讓，他卻認為我懦弱可欺，越是得寸進尺。再回到四川又有什麼意義？難道再去捧著一個金飯碗做夫人、做賢妻良母？做一個辛辛苦苦操持著一個沒有希望的家庭的主婦？這樣下去，徒然犧牲兒女和自己前途，更談不上什麼為國為民了。於是，我就正式提出離婚，並堅持把四個女兒都要帶走，不要他一文一毫，也沒有其它任何條件。人要有志氣，這是幼時聽來的教導。這時候，因李伯申、唐德安、謝持、乾親家陳可達極力勸解，暫時回家。可是我情願領著老少吃野菜過活，怎麼也不願再回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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