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讀書才有出路
父母的希望 在如此貧困的生活中，雙親為何還讓我讀書呢？因為母親不識字，父親識字不多，他們感到一個人不讀書沒有出頭的日子。見我雖然是個女孩，長相還不錯，又聰明、靈活，所以再苦也很重視我的讀書問題。希望我念成後嫁個好丈夫，他二老日後有個出頭日子。於是在我六歲那年，父母親就把我送到附近舉人劉老先生辦的私塾裡念書。
學費學費完全是依靠母親做孃姨和父親拉黃包車掙的錢。我在私塾裡念書的學費是一年分三節付（端午、中秋、過年）。每一節送劉老先生兩三塊錢，家境好的學生也有送四五塊錢。沒有錢的少送，有錢的就多送，老先生全不在乎。我父母親雖然這麼窮苦，但總是儘量設法湊錢，哪怕是借債，也總是按時送給私塾先生，好讓我安心讀書。
那時，我是睡在一張小床上，床上有一頂破舊的白布蚊帳，床頭右端有一張小茶几。每天清早我睡覺醒來，撩起帳子就要用手摸摸它，看看上面有沒有十文、二十文的銅錢。摸到了一兩個銅錢，就曉得有點心錢了。馬上翻起身來，洗洗臉，請母親梳好頭，然後背起綠布紅帶的書包，蹦蹦跳跳地到馬路上去買兩個銅錢的白糖芝麻芯子的糯米粢飯糰，裡面再夾根油條，把它揉壓得緊緊的，真是又香又好吃。
我一面吃，一面就搖搖擺擺地上學去了。
鬧學在私塾裡，我是比較頑皮的。老師劉舉人大約六十幾歲，有些禿頂，後面有條小辮子，穿著長袍馬褂，頭上戴頂有紅結的瓜皮帽，腳穿黑色雙梁白色厚底布鞋，白布襪子，還紮了褲腳。身材矮胖，頦下有五六寸長的鬍子，說起話來總是口水、鼻涕流個不停的。脾氣滿好，手裡經常拿著一串佛珠。他上課的規矩是：第一堂課先背書，背完書再上新課，上完了大家念。如果兩三次都背不出來，就要用「戒尺」打手心。
在大家念書的時候，劉老師就打瞌睡了。桌上點了一根香，他一面手裡數著佛珠，一面嘴念著阿彌陀佛，邊念邊打瞌睡，鼻涕就這麼吊著。我常帶頭和另外兩個同學拿著抽水菸袋點火用的長紙捻，偷偷地從他身後戳進他的鼻孔，弄得先生不住地打噴嚏，同學們看了都鬨堂大笑。等他驚醒過來，我們都跑回座位了。我們喜歡和先生開玩笑，但是我們也很愛他。因為他脾氣好，很少打罵人，有時候先生要出去，叮囑我們：「好好溫書！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可是他一走，我們就鬧翻天了。
十幾個小學生，男男女女搭起桌子板凳，化妝打扮唱起戲來，乒桌球乓搞得亂七八糟。一不對頭，學生和學生之間便打起架來，有的還打傷了。一會兒功夫先生回來了，屋子裡已經亂得不像話，桌子板凳全搬了家。我當時就溜掉了，經常機警地逃過先生的責罰。第二天上學，先生問我：「昨天是不是你帶的頭？」我索性不承認。
我很調皮，知道先生很喜歡我，因為我背書背的最好，從未挨過打手心。我和先生七說八說的，先生總是最多嘟噥一句：「下次不可以再這樣了，再這樣就要處罰你了。就是你在當中搗鬼，我曉得的！」我聽了暗自得意，縮縮肩膀了事，但有些同學卻因此捱了手心和屁股板。
附記：表侄張樹墓
關於上述張樹基侄子的去向問題，一直是個謎。真是無巧不成書，在1988年夏季的一天，突然接到上海來的長途電話，國瑛接的，我在旁邊聽。國瑛問：「你是張樹基呀，……」我一聽這名字驚喜無比，激動地搶過電話，問了他的情況。他在電話裡激動地說了幾句。又說：「孃嬢，我明年去北京見面詳告。」
1990年5月1日，我兒大明夫婦和其女兒莙莙去首都機場接他。國瑛準備拍照，我在家大門口等候。他見我就磕頭叫「孃孃……」
進到客廳，他從皮包裡拿出禮物，送給我，國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