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回來是什麼時候啊？他說不知道，然後抱了抱我就匆匆忙忙走了。”
後來他從黎巴嫩輾轉到辛巴威，又從辛巴威到埃及，最後去了中東，那邊戰爭打了兩個月了。他就在那邊工作，有時候李亞楠會在新聞上看到他，背後是漫天煙塵，他穿著媒體防爆服，一邊挎著防毒面具，一邊揹著大大小小的相機，一張臉被塵土颳得發黃發乾，對這裡鏡頭冷靜地不摻絲毫私人情感的進行報道。
其實也不是無動於衷，面對死亡和戰爭，誰又能無動於衷，只是這份工作就是這樣，你必須要站在上帝的角度，不含悲憫和憤怒地用鏡頭去記錄，去報道，去挖掘。
越冷靜越客觀。
他最後一次打電話到家裡是一個傍晚，家裡來了客人，媽媽匆匆問了他一句，“什麼時候回來？”
李亞暉說這次要久一點，媽媽很生氣地說：你別回來算了，末了又軟了語氣，說：你早點兒回來。李亞楠忙著跟表姐去試新買的裙子，在電話裡敷衍地問了聲好就回了房間。
再過一個月，就聯絡不到他了，以前也經常這樣，他出任務的時候，就像是人間蒸發了，除了偶爾能在新聞上看見他的臉，確認他還活著，其他時間壓根兒聯絡不上。
再後來，報社打來電話，說人沒了，節哀。
那天a市是個陰天，雲層低垂，黑壓壓地迫人神經，李亞楠抱怨了幾句這要下雨又不下的天氣太煩人，媽媽叫了幾個人在家裡打麻將，一會兒“碰”一會兒“自摸”一會兒“槓上開花”一會兒又“胡了”，聲音清晰地從偏廳裡傳出來，爸爸加了一夜的班，就著客廳的涼氣躺在沙發上呼呼大睡。打呼嚕的聲音很有節奏感地敲擊著耳膜，她就在兩方夾擊的噪音攻擊裡看一本西語書，那是個悶熱的下午，空調無力地轉著，汗順著背脊和額頭往下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