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無法真正落實到位，最終不了了之。“五均六筦”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由於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和合理的市場調控手段，導致官商勾結、物價混亂、商業活動受到嚴重干擾，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穩定經濟秩序和增加財政收入的目的，反而進一步擾亂了市場，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公元前 7 年，漢成帝駕崩，哀帝即位。哀帝對王氏家族的專權心懷不滿，試圖扶持自己的外戚勢力來制衡王氏家族，於是王莽被迫辭去大司馬之職，回到封地新野。在新野期間，王莽依然保持著低調謙遜的姿態，他閉門不出，潛心讀書，關注朝廷動態，同時繼續在民間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與當地百姓打成一片，時常救濟貧困，廣交賢士，等待時機。公元前 1 年，漢哀帝去世，因哀帝無子嗣，王政君迅速掌控局勢，重新啟用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王莽再次回到西漢政治舞臺的中心。
重新掌權後的王莽，吸取了之前的教訓，開始更加謹慎地謀劃自己的政治前途。他深知要想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必須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樹立更高的威望。於是，他一方面在朝廷中排除異己，打壓那些反對自己的勢力，將朝政大權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他精心策劃了一系列祥瑞事件，製造輿論氛圍，宣揚自己是天命所歸的真命天子。他暗示手下人四處散佈各種祥瑞徵兆，如某地出現了奇異的天象，預示著將有聖人出世；某縣發現了帶有特殊圖案的石頭，暗示著新王朝的興起等。同時，他還指使一些文人墨客為自己歌功頌德，撰寫文章讚美他的品德和功績，將他與古代的聖君賢相相提並論，逐漸在社會上營造出一種王莽將代漢而立的輿論氛圍。
公元 6 年，漢平帝去世，王莽立年僅兩歲的孺子嬰為帝，自己則以“攝皇帝”的身份代行天子之權。此時的王莽，已經距離皇位僅有一步之遙。他在“攝皇帝”的位置上，繼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改革措施，進一步強化自己的權力，同時對朝廷禮儀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更改，使其更符合自己的統治需要。例如，他更改官名、地名，按照自己的意願重新構建政治秩序；他還模仿古代周公輔政的故事，舉行各種盛大的禮儀活動，以顯示自己的合法性與權威性。
公元 8 年，王莽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在經過一系列精心策劃和輿論鋪墊後，他正式廢黜孺子嬰，奪取皇位，改國號為“新”，建立了新朝，自己則成為新朝的開國皇帝。王莽篡漢後，開始了大規模的全面改革，試圖按照自己的理想藍圖構建一個全新的社會秩序。他在政治上進行了更為激進的改革，推行“復古改制”政策，試圖恢復古代的井田制、封建制等制度。他將全國土地重新規劃，按照井田制的模式進行分配，強迫農民集體耕種；同時，他大肆分封諸侯，將許多親信和支持者封為諸侯，試圖建立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封建等級秩序。在經濟方面，他繼續完善“五均六筦”政策，進一步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全面控制。他頻繁地改革幣制，在短時間內多次發行新貨幣，導致貨幣體系混亂不堪，嚴重影響了商品交換和經濟發展。在文化教育上，他強制推行儒家思想的統一教育，規定各級學校必須以儒家經典為唯一教材，排斥其他學派的思想文化，試圖建立一個思想高度統一的社會。
然而，王莽的這些改革措施過於理想化，嚴重脫離了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導致社會秩序大亂，經濟崩潰，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新朝建立後，各地天災頻繁，百姓流離失所，但王莽卻未能及時有效地採取應對措施，反而繼續專注於他的改革大業，使得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農民階級由於失去土地、無法忍受沉重的賦稅和徭役負擔，紛紛揭竿而起，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其中，綠林、赤眉起義是最為著名的兩支農民起義軍。綠林軍在湖北綠林山一帶興起，他們起初是為了躲避官府的迫害而聚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