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派使節，共同對抗匈奴的意願。然而，烏孫國內部對於與西漢聯合一事意見不一，雖未立即應允，但表示願意派遣使者隨張騫回訪長安，以進一步瞭解西漢的情況。
在烏孫期間，張騫派遣副使分別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國，開展外交活動與貿易洽談。各國對西漢使團的到來反應熱烈，紛紛派遣使者隨張騫的副使回訪長安。公元前 115 年，張騫返回長安，一年後因病去世。但他所開啟的西漢與西域各國的交流大門卻從此敞開，此後，雙方的使者、商隊往來不絕。
隨著西漢與西域各國交往的日益頻繁，一條以長安為起點，經河西走廊、西域地區，通往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的貿易通道逐漸形成，這便是聞名遐邇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的開闢，是東西方文明交流史上的偉大創舉。在貿易往來方面，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鐵器等精美商品沿著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運往西方。中國絲綢以其質地柔軟、色澤絢麗、工藝精湛而備受西方各國青睞，成為西方貴族階層競相追逐的奢侈品，在羅馬帝國，絲綢甚至與黃金等價，掀起了一股“中國絲綢熱”。西方的特產如良馬、香料、珠寶、玻璃器皿、皮毛等也透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例如，大宛的汗血寶馬以其卓越的奔跑能力和優美的外形深受漢武帝喜愛，為改良中原地區的馬種發揮了重要作用；香料的傳入豐富了中國人的生活，改變了飲食和祭祀文化；玻璃器皿的精美工藝也為中國古代的手工業發展帶來了新的靈感和借鑑。
絲綢之路的意義絕不僅僅侷限於貿易領域，在文化交流方面同樣成果豐碩。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對中國的宗教信仰、哲學思想、文學藝術、建築風格等產生了深遠影響。佛教自東漢時期傳入中國後，逐漸與中國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佛教文化，眾多佛教石窟如敦煌莫高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等的開鑿，成為佛教文化在中國傳播與發展的歷史見證。同時，中國的儒家思想、道家文化以及先進的科學技術如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等也透過絲綢之路傳播到西方，對西方的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造紙術的西傳，取代了歐洲昂貴的羊皮紙，促進了知識的傳播與文化的傳承；火藥的傳入改變了歐洲的戰爭格局，推動了軍事技術的變革；指南針則為歐洲航海家的遠洋航行提供了關鍵技術支援，助力了新航路的開闢。
在政治外交方面，絲綢之路的開闢加強了西漢王朝與西域各國的政治聯絡與外互動動。各國之間透過互派使節、締結友好條約等方式，建立了相對穩定的國際關係。西漢王朝在西域地區設立都護府，對西域進行有效的行政管理與軍事保護，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無阻。這不僅維護了西漢在西域的政治權威，也促進了西域地區的穩定與發展，使得西域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逐漸與中原地區形成緊密的聯絡，成為中國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張騫出使西域與絲綢之路的開闢，是人類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它打破了東西方之間的地理隔閡與文化壁壘，促進了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瞭解、交流與融合。這條古老的貿易通道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見證了無數商隊的駝鈴叮噹、使者的匆匆腳步以及文化傳播者的智慧與勇氣。絲綢之路所傳遞的不僅是物質財富，更是人類對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對和平友好交流的嚮往與追求。其影響深遠而持久，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絲綢之路所蘊含的合作共贏理念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為現代世界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經濟合作與友好往來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借鑑與啟示，激勵著人們繼續傳承和弘揚絲綢之路精神，攜手共創更加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