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採求闕文，補綴遺漏。
他下旨天下，廣為收集。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籍，遁逃林籔。
自此而後，鴻生矩儒，莫不抱負典策圖籍，芸匯京師。
數十年間，朝廷各藏書閣，舊典新籍，疊積盈宇，汗牛充棟。
如“石室”、“蘭臺”、“仁壽閣”、“東觀”等多處，
藏書的規模和數量超過了西漢。遷還洛陽時，其經牒秘書，
載乘2000餘輛。奠定了東漢國家藏書的基礎。
劉秀以圖讖興，其在用人、廟祀、封禪諸事中以讖決之。
但劉秀對讖緯的作用有著清醒的認知，用讖頗為理性，
終圍繞社會現實政治的需要，有選擇、有條件地利用，
其用讖的範圍也往往不涉及關乎國計民生的政治實務。
光武用讖的政治目的是為了透過統一圖讖，
官定出一套服務於劉氏皇權的神學理論，
並嚴格限制圖讖的“新作”、“新解”。
劉秀祭祀天地活動，既依憑“元始中故事”，又有自己的創設。
郊祀制度的構建方面，重在洛陽南郊壇形制。
說明東漢的郊祀制度既是漢代陰陽五行觀念盛行的產物，
又是向傳統禮經迴歸的結果。
東漢建立伊始，匈奴、羌、鮮卑、烏桓、
蠻（夷）等少數族就對政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與破壞。
劉秀在“柔道”思想的指導下，針對不同的少數族，因時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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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漢武帝以來對少數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義，
從休養生息的總方針出發，對周邊少數民族採取的是友好、
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屬於以德治邊。
這些政策成功地緩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規模的戰爭。
通都大邑商業繁榮，商人的足跡遠至西域和國外。
光武帝時期，在東漢實力佔據優勢地位的形勢下，
東漢與南匈奴達成協議，明確了雙方的權利和義務，
構築起漢匈關係的一個新模式。東漢建立之初，歷經戰亂，
人口大量減少，光武帝忙於統一大業，無暇顧及匈奴。
反觀匈奴，在單于輿的領導下，趁著兩漢之際的亂局，
恢復了對西域和鄰近少數民族如烏桓的統治，趨向興盛。
形勢的不同使得雙方在交往過程中採取不同的姿態。
單于輿把自己比作冒頓，驕傲自大，蠻橫無理，而光武帝只能忍讓，
“待之如初”，願意與匈奴恢復和親關係。
此後，雙方的發展走向不同的道路。東漢方面，
建武十二年（36年）滅蜀之後，天下統一，政治趨向穩定；
匈奴方面，貴族之間為爭奪單于之位發生內亂：
先是本應嗣位的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被單于輿殺害，
然後是右薁鞬日逐王比因受猜忌而被監視，萌生歸附東漢之意。
建武二十二年（46年），連續的自然災害如干旱、蝗災和瘟疫襲擊了匈奴，
嚴重損耗了其人力和畜力。面對內爭和天災，單于輿和比分別向東漢示好，
但提出的要求大相徑庭：輿是“遣使詣漁陽求和親”，
比是遣使“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和親意味著匈奴與東漢具有對等地位，
內附則表明匈奴放棄政治獨立性。即使如此，光武帝沒有立即答應比的請求，
直到建武二十四年（48年）比再次請求通好時，五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