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上海酒菜業約有一萬多家，對勞資糾紛這問題，輿論認為「錦江」的董竹君若談不好，我們就休想了。眾目注視著「錦江」勞資糾紛的發展情況。
我左思右想，若「錦江」的勞資糾紛不能妥善解決，不但影響酒菜行業，還涉及到各行各業，正中國民黨謠言——共產黨是要共產的。我決定本著黨的保護民族工商業和統一戰線政策的精神及職工利益，每星期至少二三次，抱病去市勞動局力爭我的主張。酒菜業公會的代表們已被嚇倒，出席而不說話，我只好靠自己獨自談判。爭論得激烈的時候，我暗中去找過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兩次，請他協助。他竟未支援。情況反而變本加厲，更緊張了。我琢磨、懷疑、不懂。我沉思後再次決定：
為黨的保護民族工商業和統一戰線政策以及職工利益，本此兩項原則願單槍匹馬堅決爭持到底！
在爭論的過程中，合約被對方否而決、決而否者好多次，時經六個月；有一天，我捂著肚子（腹瀉）去勞動局，嚴科長說：「工人們還是不簽字。」我說：「你們勞動局也不按政策行事。」這天，我再也不能忍耐，拍拍桌上合約說：「這麼點事六個月不能解決，只有大家買票上北京，讓中央去解決了。」我轉身便走了。還未出大門，只聽得裡面桌、椅、茶杯「乒乒」「乓乓」一陣亂響！次日清晨，酒菜業公會劉主任在電話裡說：「啊呀！董先生，你昨日怎麼在國家機關勞動局裡吵吵鬧鬧，把桌、椅、茶杯都推翻了呢？」我大吃一驚，這明明是對方用計來壓我屈服。
我明白後立刻回答：「好的，我做檢討。如口說不行，用書面檢討好嗎？」劉主任聽我認錯，很高興，說：「書面就不必了。我馬上打電話去告訴他們，你願做檢討。」
最後，這場不必要的糾紛官司，終於我是合理的勝利者！可是事後我病加重，服藥數月。
三個月後，上海工會負責人在「錦江」茶室見面時，以親切的態度對我說：
「董先生，我們學習後，現在才知道當時你的立場、觀點是正確的，我們錯了。尤其在你病中更不應該。」我說：「也不能完全責怪你們，因當時我還不能暴露我的政治面貌。」
五、任職
解放後，我當選為上海市婦女代表，1952年，我當選為上海市民主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
1954年至1958年，我當選為上海市一、二、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7年至1991年我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二、三、四、五、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在這些年裡，我在政協大會的書面發言有：《加強人民思想教育，進一步發揚民主作風》（載於1957年3月26日《人民日報》）。《成就的本身就是鐵證》（載於1957年8月29日《新聞日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的提案約二百幾十份，五屆政協第三次大會上，我寫了有關四化建設和人民生活問題的提案三十九件。當時得到會議組織的表揚說：不但數量多、質量亦高（小組組長程思遠同志在小組會上講的）。當時《北京日報》有載，並在1991年11月曾獲得全國政協委員會「優秀提案證書」獎。
1992年被選中提案一份
案名：盧溝橋頭應建立七七事變紀念碑。
另外想起一件事在此談談：1957年春，陳同生同志來復興西路我家裡說：「上面決議委任你為上海市服務局局長，不日公佈。」我說：「我一身病、胃潰瘍亦厲害，精力不足，難能勝任。」他著急說：「不要推辭啦，即使做三個月也好。」我覺得話中有意，且是組織上的指示，就答應了。他走後，我仔細想必須把上海的服務行業大大的整頓好，配合新中國的建設，拼命也要幹好它。多病的我也許會一命嗚呼，屆時沒有任何值得給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