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仁心於民物,廣令聞於天下。
施仁於民，教導民眾順應天時而為，才是這本《昌言》之中的真正主旨。
盧植沉浮宦海數十年,也鑽研經文數十年，怎麼會看不出仲長統這個後起之秀的真意。
他說錯話了嗎？
只怕沒有。
自孝武皇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理念便成為了兩漢奏書諫言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事實上這些天災與人事之間的關聯到底是否真有如此深厚，在撇開了主觀的意願後看待,並不難發覺出端倪。
就連孝靈皇帝執政的後期都不得不預設甚至推動了喬琰在和張角之辯中所用的說法，極力撇開天災和他啟用宦官掌權之間的瓜葛。
那麼再往前歷數開國之年，似乎也真如仲長統所說，那些有著得天命之說的英雄人物也不過是相爭上位的群雄之中的一員而已。
與其說是天命所鍾助力了他的上位，還不如說是他所掌握的武力征服力量讓他得以實現這個目的。
這話看似石破天驚，卻在本質上只是將荀子的“明於天人之分”，也便是天道與人事無關的說法在這數百年後重新提出來。
當天下之主也好,做輔助國家平定的大臣也罷，都並不依靠於天道贈予，而在於能盡人事，用天道,授民事，順四時，興功業。
喬琰自執掌幷州,乃至於如今的九州之地,恪行奉守的不正是這樣的“用天之道”嗎？
亂世之中,以盧植的智慧足以清楚地看到，人事的主動性本就在時局驅策之下被迫發揮到了極致，而其所帶來的回饋便正是對仲長統這一套說辭的有力證明。
天下大旱,蝗災和大疫同行，依然有一番人事可為的應變之法，讓人何止是謀求到生存的路子，還有了朝著上頭攀爬的希望。
這是叛逆嗎？
不，這好像只是在寫實而已。
而他所說的其餘言論也實在沒有什麼錯處。
自上位者的盡人事衍生到民眾的順四時，無疑是給這些剛剛被開啟民智不久的民眾指點出一條更為理智清晰的前路。
在這些腳踏實地而非空洞無物的表達裡，絕不是在刻意引導著民眾對上位者做出何等指摘，而恰恰是讓能讓民生有望的賢明君主更為便捷地統轄民眾，杜絕他們被那些所謂的迷信矇昧之言所惑。
若人人都能知道，在面臨疾病的時候不當相信符水和求神這等虛無縹緲的東西，不再諱疾忌醫，而是遵從於醫者的服藥看診之言，那麼就像是此番洛陽地界上的大疫一般，能在損失有限的情況下回歸到原本的秩序之中，絕不至引發黃巾之亂這樣的起義。
若人人都能知道，在農事耕作之中，求祭土地社稷之神，將蝗蟲當做神靈使者，非但不能讓他們的田地增產，反而會讓他們遭受莫大的損失，只有區田法、溲種法、深耕添肥、鑿渠灌溉才能讓他們積攢下賴以生存的口糧，那麼又怎麼會有這麼多的人死於饑荒。
天時無常，人事有常的道理，也無疑能讓這些一度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民眾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而他所說的，在這等重歸公正、民生和樂環境裡該當推行的官員處事之道，在盧植看來更沒錯了！
過猶不及的道理，早在數位標杆之上做出了驗證，又何必非要對喬琰的越權和排場做出任何的指責。
真正的仁舉並不在於非要讓自己過得極盡簡樸，而在於能想辦法讓人才得用，府庫充盈，在職權範圍內的俸祿讓自己過得體面並無不妥，做以權謀私走門路的事情那才該當重罰。
可仲長統所要說的，何止是那一句“人實難得，何重之嫌”
啊……
若只看到這裡便覺得他是在充當大司馬的口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