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會回到起到，甚至還不如這個衰敗的“盛世”。
元、明、清是強大，甚至將華夏的威儀傳播到了歐洲，但一個大而不長，一個外強中乾，一個就是倒退的蠻夷。
這完全不符合時代的發展規律，任何一個文明都應是越發展越強大的，可華夏文明卻相反，在宋朝達到巔峰，從宋朝之後便開始一路向下的趨勢，而在這個節點上正好也是西方開始逐漸從黑暗的中世紀開始向文明進發的。
東西方在這個時間點開始了截然相反的發展趨勢，或許這也符合“盛極必衰，否極泰來”的華夏古老智慧。
漢家文明的強大其實也受到了本身的限制，儒學本是促使漢家強大的工具，可同樣也成為阻礙華夏強大的一種力量，不是他天生如此，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學者大儒將其變得如此。
有些東西被變得面目全非，若孔子在世說不定會被那些所謂的腐朽思想給氣的活蹦亂跳。
既然明知大宋已經沒有任何改革的可能，那為何還要去堅持？無論葉安還是秦慕慕都是和受到過後世實用主義影響的人，在他們看來已經註定失敗的事沒有必要去嘗試，即便秦慕慕都知道改革在大宋推行不下去，尤其在親眼看到大宋的現狀後便更加篤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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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慕慕不是學的歷史，許多東西對於她來說要比葉安新奇的多，可就是這份新奇讓她逐漸發現大宋的本質，本質是什麼？封建社會，利益階級早已固化！
寒門出貴子？大宋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寒門貴子？飯都吃不飽的人你讓他如何學習之乎者也的大道理？
至於一般人家也大多讀不起書的，書本很貴，筆墨紙硯每一樣都很貴，雖然普惠商號的工廠也能大規模製造廉價的筆墨紙硯，可惜這一行為觸犯了很多官員的利益，並且因差價太多，也會道指和傳統的手工藝者大量失業。
各行各業的助力相當大，普惠商號真正賺錢的大頭不在大宋，而是在西面，這也是為何葉安一定要拿下玉門關的原因，那裡是河西走廊的門戶，也是絲綢之路的。
陸上交通永遠都比海上交通要安全，因為海上充滿了太多太多的未知。
大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而這個時代的朝廷並沒有一種財富再分配的機制，有錢人只會越來越有錢，窮人只會越來越窮，連一個公平受教育的就會都沒有，這個時代還有什麼上升通道可言？
而窮人和尋常百姓則是佔據這個時代的多數，矛盾爆發只是時間的問題，而無論范仲淹與王安石都沒有在他們的改革涉及這個層面。
所以葉安才會徹底失去信心和希望，而王莽那個短命的改革者，那個要將全國土地公有制並且進行均分的人步子太大，最終讓自己之前的努力全部化為泡影。
有這麼一位前車之鑑，葉安自然更為小心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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